（2009年5月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长篇小说《草木皆兵》

（2010年1月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）

历史散文集《微历史：民国就是这么有趣》

（合著，第一作者）（2012年3月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）

长篇小说《跑马镇情人》

（2012年6月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）

长篇小说《松林一号》

（2013年2月一版，2016年1月再版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）

专著《创意写作》（合著，第一作者）

（2016年9月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
长篇小说《过涞滩》

（2017年1月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）

长篇小说《第三只手》

（2018年8月，明天出版社）

主要获奖

长篇小说《跑马镇情人》

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大赛长篇小说奖

长篇小说《归去来》

第七届重庆文学奖 、首届湖北新屈原文学奖

各方评论

郑 润 良

青年文学评论家，副教授，厦门大学博士后

不管是对小镇，还是大海，丁伯慧其实都寄寓了自己的某种理想化的向往与吁求；小镇与大海，与其说是他曾经的经验之地，不如说是他想象中的飞地，使他在这个喧嚣、热闹、功利化的世俗世界中时时回味与向往一块想象中的静土。可是这样一个宁静安详的世界，究竟是不可再得的吧。在这个躁动、迁徙的时代，如何去寻找这样一块安身立命的乌托邦呢？也许，丁伯慧自己也知道这更多的是一种奢望，所以他只好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迁移、流浪、纠结，也不断地探询、思虑、摸索。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吧。

张 执 浩

著名诗人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

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他在与生活互动，而一个写作者只有在作出了将自己全盘托付给生活的决定后，他才敢于去承受迎面扑来的粉尘和烟雾。丁伯慧显然已经具备了这种承担的勇气和能力，即，爱与恨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不是作家在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后所能“体验”到的，而是置身其中以后所产生那种古老的情怀：道义，良知和悲悯，等等。这样的情怀实际上早早地就潜伏在我们个人的体内，但由于外在生活的不断侵蚀和打磨，使我们麻木了，遗忘了。现在，我们得弯下腰来，蹲进自己的体内，在黑暗中寻找和挖掘它们。

因此，我要向丁伯慧表达我的谢意，阅读他的小说使我感到了快乐。

陈 宗 俊

文学理论家，南京师范大学博士，安庆师范学院教授

在当代中国70后作家中，丁伯慧也许不是最优秀的，但却是较特殊的一位。这位生于皖山皖水间、现客居于重庆的青年作家，有着同龄人少有的人生阅历：种过地，当过海员，做企业管理，主编过刊物，还客串过心理咨询师。这种较丰富的人生足迹，与大部分“还没有站起来就趴下”的70后作家相比相距甚远。丁伯慧的作品，记录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思考、对生命的聆听与感悟，朴实中不乏细腻、粗粝中显现知性，就像一位多情水手的歌哨，在大海与苍穹之间低回。

作家在《小说到底写什么》一文中指出的：“小说写的，其实不是别的，只是小说家的良心。”这是一个沉重的字眼。这种良知来自于作家心底的自觉，就像出身于卑微农家的作家本人，对人世总存一份悲悯和关切，所以丁伯慧的文字在热闹的背后显示出一份厚重与悲怆，这也使得他的写作获得了与同龄人作品少见的强度与力量。

作品选录

那年的冬天特别冷。年前刚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整个村子都被雪裹住了，屋檐上还结了冰溜，一条条的，长短不一，形状各异，像一把把刀子悬在头顶。雪化后，刺槐还是光秃秃冷冰冰的，孤零零地，在寒风里立着。几只乌鸦在村头最高的那棵大枫树上高声叫着。这样的天气适合做丧事。

大伯躺在棺材里，脸上作了处理，有了些血色。他身子下面垫着白棉布，周围铺满了石灰，脸上很平静，好像他这辈子过得很平静一样。几天前照全家福的时候，他大概不会想到，他的一辈子，就这么过完了。听堂弟来富说，昨天晚上喝了几杯酒，他们睡新楼房，大伯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叫他吃饭，没人应，撬开门后发现，大伯一个人躺在地上，身子已经硬了。后来村里的医生来了，说应该是心肌梗塞，难受，叫人没人应，疼得从床上滚到了地上。

来富哭着说，都是新房子啊……

他哭得很真实。

就在这几年里，农村里突然兴起了楼房。所有人家，不管有钱没钱，只要想娶媳妇，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楼房。有钱的人家做三层四层，大红瓦，飞檐，大院子，院墙又高又厚，上面还扎满碎玻璃。没钱的人家就竖两层小楼，屋顶上是平层，正好晒稻谷，屋里就用石灰简简单单地刷一下，亮得晃眼。那几年里，大伯的唯一心思就是给来富娶媳妇。来富读完初中就跟人学手艺了，学的木工，出师后就自己出去打工挣钱。这时年轻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了潮流，大伯也不说什么了。出去两年，年龄也差不多了，到了该找对象的时候了。托了很多媒人，四处打听，都摇头。这些年里农村的姑娘本来就越来越少。一部分考上了大学进了城，变成了城里人的媳妇。一部分出去打工嫁给了城里人，还是城里人的媳妇。剩下的姑娘就跟宝贝一样，一过十八就有很多人家上门抢了。

媒人说，第一，你们家没有楼房；第二，没有婆婆。难啊。关于第二条，媒人解释说，来富一年到头在外打工，屋里头就剩下年轻的公公和儿媳妇，别人要说闲话的啊。

很多人劝他赶紧给来富找个后妈。做牛贩子的根苗还托人给他找了一个。女人四十二岁，看上去像五十八，有些虚胖，黑黑的，走路一摇一摆的，像只鸭子。根苗跟大伯解释说，这个年纪，就是找个伴嘛……大伯直摇头，说长得太老了，看上去可以做来富奶奶了。好说歹说，大伯勉强同意了。但是那个女的屋前屋后转了几圈，斜着眼睛说，整个家里，就屋前的杉树值几个钱，还得几年长。苗竹不值什么钱。那片桃树林卖桃子，一年撑死了五百块钱。

死活不同意。根苗鼓动他那张牛贩子的嘴，那女人最后才松了口，丢下一句话，做楼房，做了楼房就来。大伯对着她肥胖的背影啐了一口，有楼房我要你啊，呸！后来又黄了几个，都是因为大伯不同意，这事才算是彻底搁浅了。

节选自短篇小说《如果有风吹过》

面 对 面

重庆晚报：您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，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雄心，那就是让自己的作品留下来，成为经典。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？

关于经典，耶鲁大学的教授哈罗德·布鲁姆是这样说的：“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，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，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。”可见，成为经典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你必须在前人的基础有自己的创见，并且能够给后人以启发。换言之，你的作品里必须有一直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。当然，对于经典，布鲁姆更多的强调它的“陌生性”。事实上，每个作家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这种“陌生性”。这种“陌生性”既有“写什么”上的独特发现，也有“怎么写”上的独特创造。

重庆晚报：青年评论家郑润良博士认为，“历史书写向来被认为是70后作家写作的弱项，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某种共识。”他在评论中提到，“《过涞滩》历史意味浑厚”。作为70后的你，为何迎难而上，创作了《过涞滩》这部书写小镇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？

历史与文学，从来都是很难分割的一对兄弟。一方面，西班牙人有谚：“小说被称作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另一方面，历史学家克罗齐说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古往今来，“史诗性”一直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之一。小说们企图用文学来书写另外一种被遮蔽的历史。当然，历史性的书写是艰难的，但是涞滩古镇值得这样去书写。我第一次去涞滩的时候就被她吸引了，感觉这地方有一种能够进入我灵魂深处的东西。

重庆晚报：我们知道，您是一个工科生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？支撑您写作的主要理由是什么？

时常有人问我，你一个学工科的，做海员做得好好的，干吗要来写作？我的回答是：写作可以让我选择不同的存在方式。

的确，每个人，都只能活一辈子，在他的人生中都只能以一种方式来存在。但写作的人，尤其是写小说的人不是，他可以生活好多辈子。这是很多不写作的人所不能明白的。当然，这里面首先得弄清一个问题：你是在以哪种方式写作？

我认为，小说家的创作方式通常有两种，一种是导演式，一种是演员式。前者以为自己是可以纵横捭阖的指挥者，指挥着小说中的人物干这干那，甚至把生活中自己想干却干不了的事情也在小说中干了；而后者则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，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，一起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，而他只是一个记录者。

坦白地说，我比较赞赏后一种。姑且不论对错，就我而言，之所以愿意选择这种方式，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多活几辈子。

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，我的参与都是深入的，有时候甚至回到生活中还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。这种深度参与是痛苦的，也是幸福的。痛苦的是，你必须去更多的担当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只要成为小说中的人物，没有一个日子是安逸的，他肯定要经历很多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。幸福的是，你可以让自己从庸常生活中暂时地剥离开来，暂时地忘记真实生活。写作，其实也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。

重庆晚报记者 罗雨欣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